編者按：4月22日，環球時報社主辦“美對華貿易戰五年態勢及中美關系演變”研討會。研討會邀請多位權威人士、專家學者，圍繞美國對華經貿政策進行多角度深度探討。本版刊發其中精彩內容，以饗讀者。因篇幅有限，部分專家觀點另行刊登。

很多因素在削弱美國能力

霍建國（商務部研究院原院長）：回顧貿易戰這五年，可以發現很多因素正在削弱美國的能力。一是華盛頓陷入俄烏沖突之中，一年多來對烏的武器和資金就像填補一個無底洞，不知道還要支撐多久。二是美國國內嚴重的通脹、激進的加息，導致金融系統出現了脆弱性反應。另外，美國國內的消費和就業也存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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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要注意到幾個新的變化。第一，中國產品在美國市場的份額在下降。數據顯示，美國貨物貿易總額中，中國份額從2020年的14.8%下降至2022年的12.9%，而“近岸”國家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份額卻穩步提升。鞏固和穩定對歐美市場的出口份額，是我們穩外貿的關鍵環節之一。

第二，對外貿易順差過度上升。根據海關總署數據，2022年中國貿易順差為8776億美元，對美貿易順差接近4000億美元，對歐盟貿易順差接近2800億美元，其中對德國由逆差變順差。從貿易上來說順差是好事，但過量的順差會對外部關系帶來消極影響。

第三，在產業鏈供應鏈方面的新變化，我們也要引起高度的重視。我們有堅強的全產業鏈競爭力，韌性很強、競爭力很強，這是客觀事實。但也要看到，一些跨國公司迫于美國的種種限制和壓力，進行生產布局上的調整。所以，我們要把工作做在前面，做好充分準備和應對。

時殷弘（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中國多年來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法理體系，支持全球化的世界經濟環境，而且提倡國際經貿規則要朝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方向改革。然而，在種種復雜因素的影響下，推動全球化面臨的首要問題已經發生變化。發達國家的國民中，相當大一部分認為“全球化侵害他們自己的基本利益”。利用這種不滿情緒，美國已在拉攏西方盟友搞“小圈子”，進行高技術對華遏制和重組供應鏈。去年5月，美國總統拜登訪問韓日提出“經濟安全同盟”概念。拜登政府推動的“印太經濟框架”實質就是“印太戰略”在經濟領域的延伸。日前，美國財長耶倫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關系學院就中美經濟關系發表講話。對這番講話我們不能樂觀，因為其基本主題是以對華經濟關系為代價，維護美國所謂的“國家安全”。所以，更宏觀地說，世界政治經濟的邏輯可能正在改變，這要求所有人的觀念也隨之發生相應的變化。

何偉文（前駐舊金山、紐約總領館經濟商務參贊）：對于當前中美經貿，我有五個觀點。第一，中美雙邊貿易正在大幅度下跌，但這種局面可能不具可持續性，兩國貿易量3月份已經開始回升。不可持續的原因在于美方，其基本上把主要的進口來源集中在北美和跨大西洋伙伴，但這種情況難以持久。

第二，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的供應鏈是不完整的，也不可能實現完整，所以未來很有可能會改變，但能不能夠改變還要看發展，現在只是呈現出初步的趨勢。

第三，中美矛盾具有戰略對立性質，因而是對抗性矛盾。這決定了很難治“本”，但是可以治“標”。“本”是美國認定自己的全球霸權和由其主導的規則秩序不允許中國構成挑戰。但是我們可以治“標”，一是避免因為誤判發生武裝沖突；二是維持基本的經貿關系，因為中美之間的企業、供應鏈是復雜交錯的，很難被取代。

第四，治標也要務實，我們不能光在語言上打交道，在中美恢復對話以后，我認為應建立三個對話機制：安全、規則和供應鏈，再建立兩個工作組，主要涉及多邊合作和雙邊合作領域。

第五，我們要面向美國的地方、州、企業和民眾，做好他們的工作，把基礎抓好。雖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美關系，但至少可以穩住。我們要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穩住大局，爭取合作。

用中國式現代化與美公平競爭

陳鳳英（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中美經貿關系在發生重大變化。如果讓我描述當下的中美關系，我認為是“斯普特尼克時刻2.0”。1957年10月4日蘇聯在美國之前發射了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這加速了美蘇之間的冷戰。如今美國想用搞垮蘇聯的辦法對付我們，他們在高科技和芯片上遏制中國，拉所謂的“民主聯盟”，出臺“印太戰略”和印太經濟框架，甚至在國際貿易體系和規則上想要作出有利于他們的調整。所以我們要做好準備，未來十年是決定性的十年。我們的手段要變，必須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美國搞“制造業回歸”，搞投資發展，我們也要搞好自己的經濟和工業體系，這樣才能加強自身的實力。美國靠“小圈子”力量，我們也要經營好自己的周邊，在廣大的非西方世界交朋友。中國只要做好自己，沒有人可以戰勝中國。我們為什么不把中國發展成世界上新的榜樣，以中國式現代化與美國所謂的“永遠強大”來公平競爭？

崔洪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所長）：美國對華貿易戰是過去五年來逆全球化潮流企圖顛覆現行多邊貿易體系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第二塊是新冠疫情，疫情嚴重暴露了供應鏈產業鏈的脆弱性問題，第三張骨牌則是烏克蘭危機。地緣政治因素對于世界經濟的打擊接二連三并形成遞進式效應，世界貿易的信心指數也呈現出螺旋式下降的趨勢。

這一時間段也是西方經濟體的貿易政策進行重大調整的時期，地緣政治考慮不斷進行滲透并強化。從此前基于利益的貿易擴張政策轉向基于價值觀的經濟安全觀念，將其外交和經濟政策中實現利益和推廣價值觀這兩個原則進行了重新調整和界定：維護價值觀等同于維護利益，而安全可持續的經濟才是“好的經濟”，與“志同道合者”開展貿易比單純的貿易更具附加值，這與之前在全球化鼎盛時期它們所推崇的“自由貿易”原則很不一樣。美對華貿易戰及其后續影響正使得下一個階段的全球化體現出越來越強烈的區域化特征，尤其是在解決供應鏈安全方面。

上述變化正對我們構成新的挑戰。一是我們現在真正站在了“全面開放”的新起點上。過去改革開放初期我們主要是向歐美開放，學習它們的技術、經驗并吸引投資。但當我們也成為經濟高地和中心的時候，如何利用自有的技術、經驗和資本面向全球市場實現全面開放，有沒有能力和勇氣來形成以自身為核心的整體產業鏈布局，將成為轉折性的長期挑戰。二是在堅持底線思維的前提下，仍然需要面向發達經濟體開放，實現制度性開放和高水平合作的目標。在地緣政治因素更加復雜的背景下，維護好發展和安全之間的平衡和可持續是接下來我們將面對的重大考驗。

構建新的“三環”戰略環境

李海東（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教授）：美國對華貿易戰反映出中美關系的幾個特點：第一，雙方對彼此外交政策定位的變化很明顯。過去有一段時間，對美關系在我們外交政策中分量比較重，對美關系處理好，其他的關系就順了。而對華政策在那時只是美國外交關系整體中的一小部分。但現在的情況恰恰相反，如今在中國的總體外交中，美國只是其中一個部分。但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中，中國成了聚焦中心。無論在非洲、拉美還是南太平洋等其他地區，美國都以“對標中國”作為政策驅動。

第二，中美關系中確實出現難解的“死結”，要打開很難。主要原因是美對華外交的誤讀誤判非常嚴重，這跟美國長期以來對華認知、戰略目標界定等重大層面習慣性出錯的政策傳統有深層關系。所以，指望美國短期內對華形成真正準確且完整的客觀平衡認知，難度比較大。

第三，美國從實力地位處理對華關系的心態并沒有本質變化，但美國對華民意的變化我們要注意到。在美國輿論和政客的影響與塑造下，美國民眾對華的態度“涼意”上升了，而我們國內對美的認識比較務實。接下來，中美互動中盡量要克服傳統和新出現的問題，以最終達成務實合作的良性局面。

程亞文（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最近以來，國內外媒體經常看到一個詞，即“全球南方”。對“全球南方”的重視主要原因是中國以往的對外貿易、對外合作主要是和西方國家，而西方國家中核心是美國。以貿易戰為代表，美國欲跟中國“脫鉤斷鏈”，中國怎么辦？與“全球南方”或第三世界國家開展更加密切的合作自然成為我們的方向。

我認為，我們要構建一個新的“三環”環境：第一環，是中國的周邊國家，包括東盟國家、東亞鄰國、中亞國家、俄羅斯等，亞洲東西兩翼十分重要；第二環，是亞非拉世界的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第三環，是傳統的西方國家。過去我們跟美國形成那么多合作，尤其是上世紀70-80年代。一方面當時美國跟中國有共同的對手蘇聯，另一方面當時的中國不強大，美國不認為中國能夠挑戰它的核心利益。這兩個因素在今天已完全不存在，所以我們只能是盡最大努力希望中美關系回到正軌，但可能性并不令人樂觀；與其他西方國家，當然也還是能合作就合作，盡力維持。今天我們要擴大對外開放程度，不光是要對西方開放，更要加強對亞非拉世界的開放。第三世界國家對中國的重要性已重新提升。

責編：張青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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