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動機

近日，一段視頻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視頻中，北京某學校一名女生長期受到同班同學的詆毀、羞辱和辱罵。經過調查，多名施暴者被校方處罰。

類似的事件屢見不鮮。近年來，網上曝光校園欺凌事件時有發生：在山西襄垣某學校，一女生因懷疑另一女生傳閑話，與4名同學在學校廁所對其掌摑，受害女生被抽到嘴角流血，還要賠笑臉；在重慶奉節某學校，一女生被多名女生圍毆、辱罵、狂扇耳光，還有人在一旁拍視頻大笑；在海南臨高某學校，13歲受害女生被一群女生拳打腳踢后哭泣求饒，最終造成耳膜穿孔……

(資料圖)

這些視頻曝光后，各方積極跟進解決，事件看似得到妥善處理，但人們不禁要問：當事人為何不選擇向學校、老師報告，而進行網絡曝光？如果沒有欺凌視頻或者視頻沒有被曝光，校園欺凌事件會得到及時、有效解決嗎？校方在制止、預防校園欺凌中應該承擔怎樣的角色？記者對此進行了調查。

在北京執業的心理咨詢師孫薇前不久收到一條求助短信：“我遭遇了校園欺凌，告訴老師了，可老師并不打算真正處罰她們。那我該怎么懲罰她們？請給我一個合理的懲罰方法，不合理也可以。”

發這條信息的，是一名正在上初中一年級的女孩。她信里反復使用“懲罰”二字，字里行間流露的憤怒和絕望，讓孫薇的心跟著揪了起來。

孫薇曾接觸過多起校園欺凌事件中的受害者，她總結出兩個問題：一些學校的老師對學生之間的身體或精神傷害行為沒有評判意愿，往往選擇“和稀泥”；雖然很多人在成長過程中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傷害，但長大后往往選擇遺忘或淡化，用沉默掩飾痛苦。

可是校園欺凌，不論是對受欺凌者還是欺凌者來說，都可能會造成巨大的傷害和陰影。近日，在多起校園欺凌事件通過網絡曝光后，記者采訪了多位校園欺凌親歷者和業內人士，他們一致認為：對校園欺凌的漠視比欺凌本身更可怕，學校應該增加擔當作為。

漫畫：李曉軍

校方是否關注

結果迥然不同

孫薇之所以如此關注校園欺凌問題，因為她自己曾是一名受害者。

拳打腳踢、起侮辱性外號、說各種不堪入耳的話，最終被20人堵在食堂門口毆打，結果學校僅對動手的幾名學生停了幾天課，后來就不了了之。最讓孫薇感到無力的，是一位校領導說：“她們為什么不去打別人，偏要打你啊？”

在這樣的境況下，年幼的孫薇開始自虐。害怕家長發現，她在自虐時從不讓自己出血，直到兩年后，父母才知道了這些事情。可父母的反應讓她再次陷入絕望——“只是孩子們之間的打打鬧鬧”“為什么只打你，不打別人”……

幸運的是，上大學后，孫薇學了心理學，她通過心理療愈認識到，幼時的經歷并非她的過錯，便慢慢走了出來，還成了一名心理咨詢師。

在孫薇接觸的校園欺凌案例中，很多受欺凌者都有著這樣的感受，“不被老師當回事”。

肖玲，是孫薇印象最深的“被漠視”的受欺凌者。

遭遇校園欺凌后，肖玲向老師求助，希望老師能警告同學別再欺負她，卻只得到“知道了”“下次看到就批評他”等回復，此后同學的欺凌變本加厲。肖玲沒有停止求助，她的方式是“既然老師看不見我被欺負，我就讓老師看見”。她每次被欺負后就哭著跑去辦公室，只要別人對她有過分的行為，她就讓父母找老師，如果老師不管，就去校長辦公室。

在肖玲的堅持下，情況好轉了，可也留下了創傷。“后來的無數個日子里，每當我情緒差的時候，我就想向欺負我的人砸椅子，想罵那位老師。我知道，心里的傷口并沒有愈合，它可能結痂了，但是疤痕還在，有時候不經意的一件事就會撕開傷口，讓我陷入以前的痛苦。”肖玲這樣對孫薇說。

如果校方給予的不是冷漠而是關注呢？記者采訪多位受欺凌者發現，結果迥然不同。

“他們隨意撕我的作業本，圍在一起做出拿凳子砸我的動作，只希望聽到我恐懼地尖叫。甚至通知我放學之后要揍我一頓，讓我不得不每次放學回家都提心吊膽將自行車蹬得飛快……太恐怖了。”目前在北京工作的陳染，回憶起中學時遇到的校園欺凌仍然心有余悸。

幸運的是，陳染遇到了一位好老師。“當時我無心讀書，理科差到極點，在極其注重升學率的學校，我本該是被放棄的那一批，可我的老師并沒有漠視我。他知道我的情況后，先是找來那些同學的家長，和他們講述了事情的嚴重性，并且給那些同學警告。然后將我調為學習委員，開始管理班上的一些事務，讓我在那些同學面前有一種十分被老師信任的感覺，同學們對我的態度開始慢慢變化。”

缺乏相關教育

未設舉報機制

在天津市某小學老師李立看來，校園欺凌很多時候都是從小事情開始的，比如讓其他人把座位讓出來、向低年級學生要零食等。作為老師，可能會因為不涉及自己班學生而不管，也有可能因為被欺負的一方沒有告訴老師而不管，或者覺得不是什么大事而放任，從而導致不良行為逐漸升級為校園欺凌，甚至發生嚴重的暴力行為。

不過也有些老師表示，“有苦說不出”。

河南省許昌市某高中老師李華說：“為了防治校園欺凌，學校采取‘時刻緊盯’的人防措施，班主任天天跟學生捆綁在一起，晚上就寢時間段則是班主任和宿管分別值班，基本就是無縫銜接。但由于一些施暴都是秘密進行的，除非被欺負的學生主動報告，否則還是存在發現難的問題。”

而現實中，有不少被欺凌者選擇忍氣吞聲。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課題組2020年至2022年針對3108名未成年學生的調研顯示，面對這些校園欺凌，20.3%的學生要再次發生同樣的事才會向老師、校領導或家長報告，還有1.9%的學生從不報告。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青少年犯罪與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藝軍分析，校園欺凌的受害者往往不知道如何求助，一些孩子被欺負后不敢吭聲、反抗，一是害怕欺凌者實行報復，二是不想驚動家長，把事情鬧大，可越這樣越容易被欺負。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校園暴力與欺凌-全球現狀報告》指出，許多校園暴力與欺凌的受害者不會把他們的經歷告訴任何人，其理由包括不信任包含老師在內的成年人、害怕產生不良影響或遭報復、負罪感、恥辱感或困惑、擔心不會被認真對待或者不知道去哪里尋求幫助等。

“我們也注意到，在一些校園欺凌行為發生后，有的旁觀者或當事人沒有選擇向學校、老師報告，而是直接上傳網絡。究其原因，可能是學生并不認為老師是可信賴的，或者被威脅不準向老師報告。”江蘇省南京市某高中老師徐婷說，在一些學校，老師關注更多的是學生心理問題，校園欺凌并不是重點關注范圍，也有老師不知道怎么界定校園欺凌。

華東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未成年人學校保護研究中心副主任任海濤長期關注這一問題，他發現大部分學校缺乏關于校園欺凌的教育，學生不知道什么是校園欺凌，也不知道欺凌發生后去找誰，學校多在欺凌行為發生后才介入。

“有效發現校園欺凌需要通過以下途徑：第一，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公開校園欺凌的舉報電話；第二，學校建立相應的舉報機制；第三，家長注意觀察孩子是否存在厭學、學習成績突然變差，身上有不明傷害、財產損失等特殊情況，這些情況的出現，有可能發生了校園欺凌；公眾要正確認識校園欺凌。”任海濤說。

但通道似乎并不完全通暢。任海濤曾調研了很多學校舉報電話的設置情況，結果不容樂觀。

“根據《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的相關要求，學校應公布學生救助或校園欺凌舉報的聯系方式并明確負責人；要及時發現、調查處置校園欺凌事件。但現狀是，并非所有老師都接受了相應培訓，即使在一些一線優質學校中，老師對保護學生避免校園欺凌的責任觀念也不強。”任海濤說。

西北政法大學教授彭濤也注意到，不少學校沒有設置學生救助或校園欺凌的舉報電話機制，“建立人防、物防、技防機制需要經費支持，有關部門需投入資金，單靠學校很難做到”。

無法有效應對

出事急于掩蓋

如果被欺凌者主動報告了、求助了，效果又如何？多位受訪者稱，如果校方處理不當，收效甚微。

來自河北省的周芳遭受校園欺凌后，一開始嘗試向老師求助，但因為欺凌大多沒有實質性暴力行為，學校給的處罰也“輕飄飄”。老師找那些同學談話后，欺凌者反而變本加厲。

同樣，在湖北省武漢市讀大學的李毅回憶說，自己從小學二年級開始遭受校園欺凌，直到五年級被欺負得實在受不了，才說了出來，但老師只是采取了給欺凌者增加作業這類不痛不癢的懲罰，“根本沒有任何作用”。

之前的一項校園欺凌調研顯示，當班里有校園欺凌事件發生時，大多數老師表示會去制止，也有70.3%的老師坦言無法有效應對。

廣東省某中學老師汪希對此深有體會。她注意到，學校對于校園欺凌的重視度不夠，老師們對于此類現象有點避而不談，且缺乏相關培訓，老師們不能第一時間發現此類現象，即使發現了，也沒有很好的辦法去調和處理。

任海濤曾接觸過這樣的案例：家長向老師反映，有同學把石子塞到自己孩子嘴里，“不管這屬不屬于校園欺凌，至少是學生之間的矛盾糾紛，老師應該第一時間調查清楚，比如調查受害人、行為人、旁觀者，調查后要及時反饋給家長，并且進行處理。但老師不作為，家長也不敢繼續追究，害怕孩子在學校受到不公平待遇或被排擠”。

“一些學校的老師、校領導對校園欺凌并不重視，出了事又急于掩蓋。這也是為什么校園欺凌難以被發現，因為學生舉報了、家長反饋了，有的老師并不管。”任海濤說，甚至在某些地方，學校明明已經發現有校園欺凌現象，卻還要掩蓋。

“一旦有關部門開始治理校園欺凌問題，有的學校便大張旗鼓請專家做講座、做宣傳，等‘風頭’過去就恢復原狀。”這是任海濤發現的典型“運動式治理”模式。

“純屬紙上談兵。校園欺凌沒有被發現時，都認為自己學校沒有問題。”任海濤在調研時還注意到了這樣的情況，“不少校長拍著胸脯說自己學校絕對沒有校園欺凌問題，但我們暗訪發現，存在疑似校園欺凌事件。”

在任海濤看來，也正因為如此，一些學生發生校園欺凌后寧愿選擇網絡曝光，“我在調研中的確遇到過這種情況，有的地方政府或學校接到校園欺凌的報告，不希望事情擴大，但又處理不好。最后受害人選擇網絡曝光，這樣在全社會形成輿論壓力，促進事件解決，比如最近那起‘山西襄垣三中欺凌事件’中，校長、副校長被停職、免職”。

（文中受訪者除專家外均為化名）　

學校若無防欺凌措施應該受罰

對話人

華東師范大學未成年人學校保護研究中心副主任 任海濤

上海市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會副秘書長 郗培植

記者：

校園欺凌事件目前有哪些發展趨向？

任海濤：從網絡曝光的校園欺凌事件來看，群體化趨勢比較明顯。暴力形式也更加多元化，比如用手打、工具打、煙頭燙、開水燙等，這些方式帶給受欺凌者的傷害巨大。

而在校園欺凌中，一般情況下受欺凌者沒有任何過錯，而是欺凌者出于捉弄他人、尋求刺激而故意進行的侵權行為。

郗培植：一是心理孤立。之前校園欺凌暴力傷害比較多，現在學生之間的孤立也是一個重要趨勢，比如起外號、群體孤立等。二是網絡欺凌。比如，欺凌者通過社交平臺欺負受欺凌者。三是存在群體化趨勢。

記者：

是否要制定專門的反校園欺凌法律法規，包括預防和治理的詳細規定，各相關單位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

任海濤：目前，關于校園欺凌問題，重要的是落實法律，而不是制定新的法律。從2016年至今，針對校園欺凌的相關法律法規已經相對完善。

但是，關于校園欺凌的很多法律法規沒有得到有效落實。比如一些地方教育部門以及學校沒有認真學習貫徹未成年人保護法和《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等。甚至一些學校老師壓根兒沒有見過教育部有關司局編寫的《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指導手冊》。

同時，針對校園欺凌問題，預防還沒有做到位。校園欺凌的預防工作需要全社會實施，家長要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能進行校園欺凌；學校要做好預防宣傳工作，每個學期至少開設兩次關于防范校園欺凌的課程，一次是班主任的班會課，一次是道德法治老師的教育課。學校應該教育所有的學生，作為旁觀者，他們應該及時將欺凌事件報告老師、家長或者警察。

郗培植：目前法律對于校園欺凌規定得還是比較健全的，現在的主要工作是加強法治教育，以及學校完善落實相關的預防制度。

記者：

出現校園欺凌，是否應追究家長和學校的行政、民事責任，如何追究？

任海濤：目前，大部分問題學生其實來自問題家庭，所以家庭教育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規定，如果家長對孩子教育不當而產生不良后果，需對家長進行相關教育，甚至可以由法院對父母或其他監護人予以訓誡或責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導，孩子因欺凌他人而產生的民事損失，應該由父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學校也要建立關于校園欺凌的完整預防體系、明確的處理流程，做好這些工作后，再出現校園欺凌事件，學校的責任就比較小了。從理論和實踐上講，當學校做好上述工作后，校園欺凌事件也會減少發生。

當學校發生嚴重的校園欺凌事件，且學校沒有做好相關預防工作時，學校就應該承擔行政責任，比如對相關人員進行撤職、降職處理。此外，如果由于學校錯誤或過失，造成嚴重損失或導致嚴重校園欺凌事件發生，那么學校也需要承擔一定的民事責任。

郗培植：孩子有校園欺凌行為，如果父母有失職行為，根據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可以要求孩子父母接受強制訓斥教育、家庭教育指導等。如果欺凌者導致被欺凌者產生財產損失，欺凌者的父母應該代為賠償。如果學校沒有設立防欺凌的制度、措施，或者在管理中存在失職失責行為，學校也應該受到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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