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編劇史航涉嫌性騷擾事件持續發酵，越來越多的受害者站出來發聲，一系列文化機構也宣布不再與史航合作。隨著這一事件不斷升級，關于性騷擾的司法界定也引發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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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呂孝權近日就在《三聯生活周刊》發表觀點，援引今年3月8日發布的《工作場所女職工特殊勞動保護制度（參考文本）》和《消除工作場所性騷擾制度（參考文本）》的聯合指導文件，指出界定性騷擾“不需要考慮和追究施害人當時的主觀目的和看法”，而是以受害者的感受為準。

曾代理廣東省第一例性騷擾案件的廣東知恒律師事務所丁雅清律師則對此發表了不一樣的看法。“當然我也是支持受害者的。”丁雅清告訴澎湃新聞。那么，性騷擾在司法實踐中是如何被界定的？哪些因素決定了受害者是否選擇司法途徑？如果說我國關于性騷擾的立法還比較新，也不夠完善的話，未來可以在哪些方面進行細化和明確呢？

法律保護性騷擾受害者

澎湃新聞：你認為目前史航涉嫌性騷擾事件中，受害者給出的哪些證據是有效的？

丁雅清：性騷擾案件最難的一個點就在于去判斷這個事情到底發生了沒有，因為性騷擾往往發生在較為私密的空間，上庭的時候，其實很容易就變成羅生門，例如說在車里或者在其他私密空間里，女生說史航做了諸多這些性騷擾行為，史航說我沒有，然后車里又沒有監控，也沒有錄音，一個堅持說受害了，一個說沒有，那么法官很難做出判斷。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找一些比較側面的證據來證明這個事情可能發生過，比如說這個女生可能從車上一下來，跟閨蜜傾訴說我剛剛遭受了什么，表達了惡心之類的感受；或者說像目前現實里的情況，十幾個女生已經都站出來了，然后她們互相成為彼此的證人，證明這個人一貫有這樣的行為等等，也有可能加強法官對這個事情的確信。

澎湃新聞：史航的事件中，當他全部的聊天記錄呈現出來之后，有人認為這是雙方的調情，也有人認為受害者一方是基于權力不對等的原因不得不在微信聊天中順從而不是反抗。從司法角度看，怎么具體區分什么情況是性騷擾，什么情況是調情？

丁雅清：如果是基于一個追求和被追求的關系，發生了這樣一個跟性有關的對話，起碼兩人之間有來有往。考慮到權力關系的不對等，可以適當降低對“否認”這個行為的標準。比如我們可以看到，網友提出的“否認”標準就太高了，類似于同意了吃飯就同意了上床，這完全不合理。因為很多時候，女性被教育要委婉，可能會找一些理由婉拒。如果是一個人單方面一直在跨越界限，另外一個人一直都守在這個界限之內，或者一直在“婉拒”，或者一直在“沉默”，那就有可能屬于性騷擾。

在這次史航事件中，我認為至少性騷擾是非常明確的，按照一個成年人的理解，像這種舔耳朵、聞頭發的行為，都是很明確的性騷擾。因為明顯超過了在日常社交中兩個普通人之間的交往。

澎湃新聞：對于呂孝權律師提及的“性騷擾的界定，應以受害人感受為準”，你似乎持不同意見。

丁雅清：總的來說，我認為性騷擾界定它并不是以受害人的感受為準，也不是以加害人的主觀目的為準。而是這個事情發生的當下，所在的時空環境里，普通的人物對于社交的一個行為的準則，以此為準。

呂孝權律師確實提及了性騷擾立法的一些觀點，例如性騷擾的分類、性騷擾的判斷應當是以被騷擾的這個人的主觀意愿為主等等，是借鑒了中國臺灣有關性騷擾的一些觀點。不能說這些觀點不對，但是直接運用到中國大陸會產生一些問題。

這些問題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法律效力問題。不論是《民法典》里面提到性騷擾有單位責任，還是《婦女權益保障法》里面明確說到有性騷擾，這些都是國家層面的立法，都是全國人大和常委會通過的法律，意味著在法院審判的時候是可以直接援引的。但是，呂律師參考的今年3月8日發布的《工作場所女職工特殊勞動保護制度（參考文本）》和《消除工作場所性騷擾制度（參考文本）》，它的位階是遠比不上法律的，它的作用是供指導用人單位制定完善有關規章制度或與女職工簽訂勞動合同、集體合同時參考。在司法審判中可以做為說理的依據，但是不足以直接作為審判的裁判依據。

另一方面，我們一定是站在保護受害者一方的，但是判定性騷擾不能絕對化地只聽申訴人感受，也要考慮被申訴人的發聲和客觀的情況。所以我認為把《工作場所女職工特殊勞動保護制度（參考文本）》和《消除工作場所性騷擾制度（參考文本）》解讀為“性騷擾的界定只參考受害人的主觀感受”這個解讀太發散也比較片面。

我國性騷擾立法還需設置更明確更詳細的法律界限

澎湃新聞：我國大陸借鑒了臺灣地區還有香港地區的一些法律觀點，我們借鑒的地方主要體現在？

丁雅清：性騷擾這個問題，它也是關乎“性”文化，它本身就是跟國情、文化息息相關的，中國人對于性的觀點跟歐美顯然是不同的，所以中國臺灣和中國香港的有關立法對大陸更具有參考價值。我們國家的性騷擾立法是很晚的，也有其不完善之處。不管是《婦女權益保障法》，還《女性職工保護條例》，或者是《民法典》，其實都是比較概括性的規定，例如性騷擾的方式包括言語、文字、圖像、肢體行為等，但是它沒有細化，例如究竟到什么程度的語言、行動是性騷擾？

中國臺灣有比較細致的規定，呂律師也引用了性騷擾的兩種分類：交換型和敵意環境型性騷擾。中國香港是有一個完整的手冊去說明性騷擾以及性騷擾該怎么解決，然后用人單位有什么責任等等，有很多的細則，但中國大陸現在還沒有。

近年來，性騷擾案件已經很多了，我也希望以后的立法能夠回應社會真實發生的現象，能夠針對性騷擾有一些比較細的法律說明，例如到底性騷擾怎么界定？然后界定了之后怎么處理？單位、公安、婦聯等各自要起到什么作用？等等如果有了這些實操性強、內容細化的法律條文和社會支持資源，我相信就會有更多的當事人愿意去走法律途徑。

一個真實成功案例：受害女性找回了生活的力量感

澎湃新聞：2017年，你曾代理廣東省性騷擾第一案“環衛工人遭受職場性騷擾”案件，在這個案件中，雖然受害者沒有繼續上訴，選擇了調解，但是你幫助她爭取到了這名女性環衛工人繼續工作的權利，也讓騷擾她的那位環衛站站長離職。那么，通過這個案例，你對處理這次“史航事件”能給出一些司法上的建議嗎？

丁雅清：第一點是處理性騷擾案件既要考慮法律援助也要考慮提供心理援助。和處理其他案件相比，處理性騷擾案件有其復雜性，它還要考量受害人的精神狀態、心理狀態。最初，當事人第一次來見我，我能感覺到她因為受到性騷擾，整個人是很脆弱的狀態，她會害怕自己的名譽、生存、安危等，從而每天陷入恐慌當中，甚至隨時可能崩潰。我們在這個過程中一邊做法律的工作，一邊也要為當事人提供情緒的支持，最后，隨著案件的走向越來越好，當事人也找回了精神狀態。最初處理案件時候，我也在想，如果我旁邊坐了一個社工或者做了一個心理咨詢師，我會踏實很多。但是目前我們沒有這樣的機制，這也是未來我比較期待的。

第二點是幫助當事人建立起司法信任。在性騷擾案件中，我能理解很多受害者不愿意走司法途徑解決。我的當事人來到來找我的時候，她前面能夠忍好幾年，都不去走法律途徑，一定有她的顧慮，但是最后是被“逼”得走投無路了，才會來找律師。最初她覺得自己什么都沒有，就一個外來打工的女性，可能因為學歷也不怎么高，經濟條件也不是特別好，最開始是很泄氣的，好像什么都沒希望，她也認為起訴所在環衛站站長的話，她的工作一定會丟，不僅丟掉飯碗孩子又上不了學之類的，會設想很多這樣的障礙。

但是隨著這個事情步步推進，我能感受到她一點一點找回了力量，因為她發現起訴了之后，她還是能在站里工作，突然之間覺得好像站長也不能把她怎么樣。最后，案件走了調解處理，成功讓施害人主動離職并在站內公開向受害人道歉，那位女性環衛工人保住了工作。現在，當其他同事遇到麻煩的時候，還會來找她幫忙。所以堅持走完司法途徑后，我的當事人反而是力量和甚至權利感都有了。這個過程中她開始意識到，原來也不會受到想象中那么大的影響。

澎湃新聞：我們可能本來想象中廣東省第一例性騷擾案件可能是一個文化教育水平比較高的女性申訴的，結果竟然是一位基層女性。相比于你的那位清潔女工當事人，這次站出來的女性是不是不一樣？怎么理解這種差異？

丁雅清：第一是我們要看到他們反抗的對象不同，一個環衛站的站長，一個是著名編劇史航，他們所擁有的話語權，社會資源明顯是不同的。第二個是人擁有的越多就越容易害怕。像我當事人她當時第一次來找我的時候，就是情緒非常激動，然后直接拍桌子說大不了我們全家就回村里種地，或者上流水線去做工人諸如此類，已經是這樣的一個魚死網破的態度。

當然，我們也要理解有很多人她沒有辦法魚死網破，這是很現實的一個問題，所以一般我都不會去勸當事人說你一定要訴訟或者一定要報警，因為我們不在她的環境里，我們不知道當事人所面對的情況和她的處境是如何的。

澎湃新聞：最后，性騷擾事件里通過媒體、或者社交媒體等方式為弱勢一方伸張正義可能還需要注意些什么問題？

丁雅清：我希望提醒一些自媒體或者博主，我們去幫別人發布這樣的信息的時候，最好跟這個匿名的網友聊一聊，確定一下事情真實性，因為這也是對自己的保護。回到史航這個案子，那幾位女性就做得挺好的，她們明顯有一個取證的過程：哪一天發生的，然后那一天先發生什么事后發生什么事，即使無法證明密閉空間之內發生了什么，至少時間上是證明得了的，然后互相之間聊天記錄這些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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