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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許昌，中國地圖上一個小小的點，卻關系著全球“面子問題”。

這里是公認的世界假發之都，當地有超過30萬人口從事著假發相關行業，出產了世界上50%的假發、年真發（制作高端仿真假發的原材料）消耗達到數千億噸，鼎盛時有2萬許昌人在世界各地收頭發。

源源不斷的人口和發源，則為許昌承接韓國假發產業奠定了基礎，使其成為了假發之都。

在河南當地女孩子賣頭發、制作假發、販賣到全世界已經是一條成熟的產業。但現在，這個產業，卻在源頭發生著改變。

本文是關于河南假發產業發生變化的一個切片，從中我們會看到教育、觀念、經濟對一個產業產生的巨大影響。

以下是關于他們的真實故事：

一畝玉米比不上一頭長發

11歲的許夢鴿那頭烏黑的長發在父親許海眼中是一座金礦。

許夢鴿從未去過理發店，一頭長發此前都是自己在家用剪子修理，如今頭發長度及腰、未燙未染、發量合起來有三指寬，雖然發根有虱子和頭皮屑，但發尾烏黑沒有分叉，像綢緞一樣順垂還壓秤。

游走在鄉間收頭發的人打量了一下，報出了600塊錢的一口價。

見許父有些遲疑，收發師傅打開身后的背包，里面放著許多扎成捆的頭發展示，熟稔的說，“你看，這都是我剛收的頭發，誠信做生意的，她沒燙沒染，長度還可以，600元我就收了”。

許海同意了。許夢鴿和父親許海生活在河南新蔡的農村，在這里女性賣頭發補貼家用，是一門流傳已久的營生，早已見怪不怪。在許夢鴿的同學里，就有兩三個年輕女孩賣過頭發，“最多的一個人賣了1600元”。

1600元是什么概念呢？

以許夢鴿家里為例，前幾年母親在縣城做洗碗工時突發疾病去世后，留下三個年幼的孩子給僅有小學文化的父親許海照顧。許海父母去世早無法幫他照顧孩子，他自己身體因為動過大手術腹部至今殘留著一條巨大的傷疤，無法承載過重體力勞動，只能留在老家靠耕種自己名下2畝2分地過活——他地里種植的玉米一年一收成，每畝地不過1000斤的產量，收購價每斤為1.2元。

滿打滿算，每畝地年收入在1200元左右，除去種子、肥料等成本，一年收益也不過幾百元。換句話說，一畝玉米的收益趕不上女孩子賣頭發的收入。

可許夢鴿是不愿意賣頭發的。雖然收頭發商販在鄉間收頭發是一口價，但工廠從頭發從商販手中收頭發時會根據重量、長度等不同標準收購，頭發長幾厘米價格能多好幾百，所以商販在鄉間收頭發時會采用“倒梳剪”的方式，確保能取下頭頂上最長、發質最好的那截。

因此學校里賣過頭發的女孩子都有一個相似的發型，頭發層次不齊，隱隱約約還能看見頭皮“就像被狗啃過的”，也因為這個怪異發型，賣過頭發的女孩子會得到“癩頭”的外號，被大家圍在中間嬉笑。

許海不以為意，“好看能值幾個錢？實在不行給你買個帽子唄”。

許海覺得許夢鴿這頭秀發礙事，“費事不說還費錢，洗發水都比短發用的多”，眼瞅著冬天快來了，家里三姐弟還穿著拖鞋，不如把沒用的頭發換成幾百塊錢用來購置衣物。

父女二人僵持不下。收頭發的人更是焦灼，他在600元的基礎上又加了50元，頭發價格來到650元，約是一畝地的純收入了。

最后眼見無果，收頭發的商販急著去下一個村子收頭發，臨走之前他讓許海好好勸勸孩子，“如果想通了，一定要賣給自己。”

父女兩不知道的是，收頭發的人如此迫切是因為在距離新蔡230公里的假發之都許昌，這把頭發能上千元，而那里現在頭發也告急。

許昌，世界假發之都的危機

河南許昌是世界上最大的假發生產基地，承包了世界上50%的假發。

在許昌的街頭，都是和頭發相關的生意：街邊隨處可見印有“高價回收長頭發”的理發店、墻面上印有“工廠回收頭發”的廣告、還有不少工廠打出合作的信息。

關于許昌的頭發生意，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據當地縣志記載，嘉靖年間許昌人就開始為唱戲班子制作假發，后來當地人白錫結識了德國來的收購頭發的商人，開辦了許昌第一家“德興義發莊”，靠著從農村貨郎那里收購頭發，梳理、扎把后銷到國外賺錢。

周圍農紛紛效仿，奠定了許昌的假發生意。頭發在許昌也有了“黑金”的稱呼。

“賺黑金簡單，只要提一把剪刀，走街串巷就可以入行”，從事假發生意13年的老周介紹道，稱自己當初跟著姨父入行時全部身家就是一把剪刀和一個布袋子。

老周是許昌本地人，做頭發回收、初加工的生意，即從居民和販子手里收過頭發后，簡單將收來的頭發洗干凈、打散、分揀好、扎捆進行初加工后，賣給深加工的工廠賺取差價、并靠這門營生養活全家、供兩個孩子讀書、考學。

靠著簡單易復制的模式，90年代許昌已經涌現許多假發工廠和專門從事頭發回收的村莊，恰逢這時候原本的假發之都韓國因勞動力成本增高和產業升級，境內假假發公司紛紛到到中國設廠，許昌憑借地理位置、河南人口眾多原材料豐富、勞動力成本低等優勢，承接住了這一批轉移。

至此，許昌穩坐了假發之都的寶座,并誕生了假發第一股“瑞貝卡”。

后來因為電商和外貿的發達，許昌的假發遠銷世界上120多個國家，就連美國前第一夫人米歇爾帶的假發也是出自此處，更加奠定了許昌的地位。

但現在，許昌假發之都面臨著巨大挑戰。

最大的挑戰來自于收頭發。許昌的假發行業成規模后，當地人發現靠賣自己的頭發供應不上工廠的需求，收頭發的版圖從周圍鄉村擴展到全國乃至世界。

老周回憶，“那時候老家村子里幾乎都沒年輕男人了”。為了收更多頭發，年輕的男子都奔波在各地收頭發的路上，或許上午還在安徽，下午就去了江西，一年365天除了過年幾乎都在外面奔波。

但頭發的收益是巨大的，“最好做的時候，差不多有70%的利潤”。低門檻、豐厚的利潤催生了許昌大批收頭發從業者。

據統計，最鼎盛時候約有2萬許昌人在世界各地收頭發，每年超過數千噸的頭發從世界各地運回老家村子，進行加工后再賣向全世界，一條海外收頭發、加工制作、再販售到全球的假發產業連就此形成。許昌人打趣地稱自己為“頭發搬運工”。

疫情卻導致外貿行業遭受巨大沖擊，海外頭發無法運輸進來、許昌的假發企業一度面臨斷供危機。

不僅如此，許昌還面臨著內憂外患的競爭局面。

頭發回收、加工生意簡單易，因此許昌涌現了許多“頭發村”，有的村甚至家家戶戶都做頭發的生意。到2020年時，許昌當地人口總數是438萬人，當地超過30萬從業人員，相當于每14個人里，就有一個人是從事假發行業的。

從業者眾多，導致內部競爭激烈。

“為了搶奪發源，大家開出更高的收購價”，但電商讓行業利潤透明，致使一些沒有名氣、固定客源的小作坊只能在營銷、價格戰上面發力，所以不少許昌人開始走出當地，到成本、勞動力更低廉的城市開設工廠，并將成熟的許昌模式帶去復制。

其中四川、湖南、重慶等人口大省因勞動力豐富、人力成本低，逐漸成為了后起之秀，對許昌假發之都的位置虎視眈眈。

其中山東李哥莊是許昌最大的競爭對手之一。山東李哥莊原本就毗鄰韓國市場，且從80年代開始就開始制作假發、主攻高端假發，并形成了28億規模之巨的市場。

雖許昌依舊穩坐假發之都，但在這里的人都感受“生意不那么好做了”。

可在支教老師劉清看來，這些只是生意不好做的外因。

對假發產業降維打擊

劉清是許夢鴿的老師，也是河南的鄉村的一名支教老師，這是她做鄉村支教的第五年。

在劉清看來，“頭發生意不好做的更深層次原因，和賣頭發的人減少了有關。”

而賣頭發女性的減少，和經濟發展、鄉村教育發展離不開關系。

劉清80年代出生于河南鄉村，全家4口人全靠父親名下一畝三分地養活，日子常常捉襟見肘。所以在她童年記憶里，“媽媽、姑姑和姐姐都賣過頭發”，其中姐姐的頭發最貴——這也是收發行業不成文的規矩，未成年姑娘的頭發質量最好，價格最好。

她的同學里，也有許多人賣過頭發。

但現在她回到鄉村教書后，發現賣頭發的情況少了很多，“現在經濟鄉村經濟變好了，鄉村父母更重視教育了，父母更渴望孩子通過讀書走出去。為了不讓孩子們分心，父母不會讓她們留這么長的頭發。”

另一方面，城市化動和鄉村人口流失也導致了收發生意的難做。

隨著城市里，快遞、外賣等靈活就業機會增多，“許多孩子會跟著父母去縣城讀書”，縣城里不少學校對孩子的發型、衣著都有規定，自然也減少了賣頭發的人群。

老周也感覺到了“鄉村里的人在減少”，他回憶自己剛做這行時候，農業稅取消沒幾年，河南大部分農民家庭以種地為生，收入微薄，村子里染頭發的婦女還少，大部分頭發又黑又亮，“根本不愁收”。

但往后十年，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尤其是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后，中國開始大興基建，大量農民工進城工作，農村年輕人逐年流失，致使收假發也越來越難——留在鄉村的都是中、老年婦女，為數不多留在鄉村里的婦女也受到網絡沖擊開始燙染頭發，“從那時候開始，頭發就難收了，所以大家才開始去海外收頭發”。

但現在，老周無法前往海外，只能留在家鄉收頭發，他發現，“合適的頭發更少了”，甚至有時候一天也收不到一包合適的頭發。

發源減少，倒逼著假發產業鏈條上各環節的從業者轉型。

作為鏈接是鏈接鄉村和工廠最重要的樞紐，轉變首先從收頭發的商人那里展開，他們也是最容易感受到的市場變化的人。

“現在我們都不采用倒梳剪了，店里還提供發型設計”，楊成展示著店里的變化。今年37歲的楊成是本地人，自初中畢業后就隨父親在許昌禹州經營一家主營頭發回收的理發店，和其他美發沙龍不同的是，這家店沒有太多項目，工具維持“剪發”最基本的需要。

如今這家店還保持著90年代的風貌，發灰的白墻上用透明膠帶貼著一排長短不一的頭發，那是用來比對頭發長度、質量、顏色的。唯一不同的是，桌子上的剪刀更多了，墻上貼了一些發型海報。

“現在收頭發的人多，賣頭發的人少，不提供發型設計，那就去別的店里了。”楊成解釋。

頭發生長需要周期，僅依靠周圍的居民和去附近的村子的居民主動上門賣頭發，并不能維持楊成的收入，于是楊成開始“觸網”通過網絡收頭發。為此不怎么會使用手機的楊成、老周都學會了用小紅書、知乎、閑魚等平臺招攬客戶。

但這似乎并沒有挽回楊成、老周們的生意。

互聯網上價格透明、言論自由，每一個合適賣頭發的用戶，都可以輕而易舉地聯系到幾個賣家，并對比價格，相比之下曾經靠著信息壟斷做頭發暴利生意的老周們站在了下游。

甚至因為“買家市場”，許多買家會要求先付款，發來自己的頭發視頻估價，“由于網上無法精準知道發質、重量、長度，很多時候估價不準，存在報多”。

可如果不報價格？“頭發長在別人頭上，不賣給你了。”老周們只能嘗試適應互聯網時代的規則。

更讓老周憂心的則是，在許昌許多有研發實力的大廠，已經開始創新，采用人工合成的材質取代真發以減少對原料的依賴，“外觀看上去已經和真發差不多了”，假以時日，或許會取代真發。

“真到了那個時候，那我們就失業了唄？”楊成聳聳肩。

眼下他還來不及關心正在萌芽的未來。

后記

許夢鴿的頭發沒有賣成。

在她用沉默對抗父親強令她賣頭發的時候，她的老師劉清剛好上門做家訪，得知了父女二人的爭執。

在許海這些家長和鄉村的孩子看來，是權威的代表，父女倆都希望她能站在自己這邊。

許海不會說普通話，用濃濃的河南話說，“女孩子留這么長頭發干什么呢？還要花時間打理，不如賣了攢下時間好好學習。”

劉清敏銳的抓到了許海話里深層次的表達，“所以更想讓孩子讀書剪頭發，而不是一定要賣頭發”。

許海點點頭。劉清作為曾經的留守女童，靠著讀大學改變了命運，這也是農村父母對孩子的最高的期待。

最后在劉清的勸說下，許海同意劉清帶許夢鴿去鎮上的理發店將頭發剪成披肩長發。

對于許夢鴿的父親來說，這個決定背后喪失了幾百元錢，等于家里幾個月的純收入。

但對于許夢鴿來說，這是邁出桎梏的一大步。

（應采訪對象要求，本文均采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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