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趙晶（化名）可能會迎來一批有些“特殊”的新同事。

作為國內某高校的專職輔導員，趙晶當初求職時，學校直接和她簽訂了工作合同并給予編制。但不久前，該校公布的輔導員招聘啟事卻宣稱，此次錄取輔導員的聘期分為兩段，前半段按照非實名人員聘用，期滿進行考核，通過者進入后半段，并辦理事業編制；不合格者不再續聘。這種形式十分類似于目前在聘用高校教師時采用的“非升即走”制度。

“這將是學校第一批‘非升即走’的輔導員。”趙晶說。而據《中國科學報》了解，今年除趙晶所在高校外，包括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南方科技大學等在內的多所國內高校均實行了類似制度。

(相關資料圖)

近年來，因為擁有更多發展途徑，又可以直接“入編”，輔導員崗位成為求職者眼中的“香餑餑”，這讓高校中其他崗位的一些教師“羨慕嫉妒恨”。而隨著“非升即走”制度的實施，未來輔導員崗位還“香”嗎？

“他們和我們沒什么不同”

嚴格意義上說，“非升即走”制度并不是今年才在我國高校輔導員群體中出現的。比如國內某地方高校輔導員劉江（化名）便告訴《中國科學報》，他所在的學校早在兩年前就已存在一批“非升即走”的輔導員。

“是那些以博士學位入職，同時想走思想政治教育序列的輔導員。”他說，如果這些輔導員5年內不能評上副教授，就面臨“走”的命運。“這樣的制度兩年前就已經開始實施了。”

劉江解釋說，目前國內高校輔導員實行的是“雙線晉級”政策，即輔導員擁有“教師”和“管理者”雙重身份。相應的，其發展途徑也有兩條。

以劉江為例，走行政管理職稱序列的他，目前的職稱為管理七級。未來，他有可能進入學校的各種行政管理崗位。而如果選擇走專業技術職稱序列，他則可以成為講師乃至副教授、教授，其身份也會變為思政類等相關課程的授課老師。“不過一般情況下，絕大部分輔導員還是走管理序列，最終能評為副教授的還是少數。”

盡管如此，多樣化的職業發展途徑已足以令校內其他行政崗位人員稱羨。“畢竟諸如財務等很多校內行政崗位，其專業門檻還是比較高的。相比之下，輔導員的專業門檻較低，發展途徑卻更多。”劉江說。

既擁有更多發展途徑，又可以在入職之初拿到編制，這樣的“待遇”使得輔導員崗位成了近年來很多高校畢業生眼中的“香餑餑”。

2022年3月，教育部在新聞發布會上透露，截至當年，全國高校專兼職輔導員達24.08萬人，比2019年增加了約5.2萬人。

趙晶便是這5.2萬人中的一員。

當初擇業時，趙晶曾在“輔導員”和“選調生”之間猶豫許久，最終還是選擇了前者。“主要原因還是出于對母校的感情，但穩定也是一個考慮因素。”當年與她同時競爭這一崗位的人數超過了6000，最終如愿者不超過50人，名副其實的百里挑一。

受訪時，南京大學陶行知教師教育學院副院長操太圣直言，正是目前輔導員崗位“一崗難求”的局面，使之成為完全的買方市場，高校在幾乎沒有招聘壓力的情況下，自然會變得挑剔。近年來輔導員整體學歷水平的提升，以及在輔導員招聘中出現的類似“非升即走”規定等，均是這一大背景的具體投射。

此外，操太圣表示，高校之所以在輔導員群體中推行“非升即走”，也可能與宏觀層面的高校人事改革有關。“因為經過這些年的推動，‘非升即走’在高校教師中已是大勢所趨。”此時高校很容易產生將類似制度向校內其他群體推廣的想法，而基數龐大又不愁招不到人的輔導員群體自然成了最好的“實驗對象”。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教師，尤其是青年教師而言，“非升即走”所帶來的職業壓力不言而喻，甚至使一些高校老師“談虎色變”。然而，當這份壓力“轉移”到輔導員群體時，情況卻似乎有了很大不同。

比如，當被問及對未來那些需要“非升即走”的新同事是否會“心生憐憫”時，趙晶直言“不會，他們應該和我們沒什么不同”。劉江也表示，這項制度給輔導員帶來的壓力“應該不會太大”。

類似的回答幾乎成了受訪輔導員在被問及相關問題時的“標準答案”，似乎對于“非升即走”這項有可能影響其職業生涯的制度，作為“實驗對象”的輔導員們仍然處于“無感”的狀態。

擁有如此心態，這些輔導員“底氣”何在？

一邊“確保入編”，一邊“非升即走”

在回答這一問題之前，有必要對目前高校輔導員聘用及考核情況做一了解。

縱觀這兩年高校對輔導員的招聘情況，趙晶所在學校采取的措施并非個例。比如，早在2021年，武漢理工大學對新聘學生輔導員的考核實施方案中，便提到輔導員試用期滿后，考評和聘期考核等分為合格和不合格。新聘用學生輔導員中期考核優秀或聘期考核合格的，即可轉入事業編制。考核不合格人員，學校將與之解除聘用合同。

今年，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對輔導員采取合約聘期制進行管理。預聘采取“3年+3年”的合約聘期制，長聘采取無固定期限的合約聘期制。

南方科技大學在今年的學生輔導員招聘啟事中明確，考核通過者采用預聘制方式聘用。預聘制聘期為6到12個月，期滿經考核合格者，按流程轉為校內職員并納入學校員額編制管理。

此外，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云南民族大學等高校在今年輔導員的招聘公告中，均明確招聘人員按照預聘制方式聘用。

此前，高校輔導員并不是這樣招聘的。

王興（化名）在2013年成為一名專職輔導員。與當時國內幾乎所有高校輔導員一樣，在經過一輪“筆試+面試”的考核后，成功“突圍”的他與學校直接簽訂了工作合同。“當年學校招了20個人，總成績居前10名的直接‘入編’，后10名兩年后經過考核再安排‘入編’。”

現在看來，“后10名”的遭遇與如今的“非升即走”有些類似，但王興卻直言兩者有明顯不同。

“之所以給‘后10名’一個‘考核期’，學校并非出于，或者說并非主要出于考核目的，而僅僅是因為一時間拿不出那么多編制。”王興說。兩年后，這10名輔導員全部通過考核，順利“入編”。

劉江也曾有過類似經歷。

在工作的前兩年，劉江一直都是人事代理關系。但在他幾經努力獲得編制后，該校所有新進輔導員只要入職便可以直接拿到編制。

這一現象并不罕見，因為幾乎就在高校開始對輔導員考核制度進行調整的同時，各級政府頻頻發文，要求確保輔導員全部“入編”。

僅在今年，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就在其發布的2023年工作要點中提到要落實輔導員崗位編制。在地方層面，江西省今年發文，明確公辦高校專職輔導員必須在編制內配備；陜西省教育廳表示為滿編超編高校爭取更多周轉池計劃，督導落實高校專職輔導員和思政課教師配備入編……

正是有了“確保入編”的承諾，輔導員崗位的優越性才再次被提升，并在一定程度上為輔導員“非升即走”的推行提供了政策支持。

標準是什么

與很多新生事物一樣，輔導員“非升即走”制度雖然只是在小范圍內實施，但已經引發了一些爭議，其中最主要的爭議點是如何制定標準。

正如長期關注教育政策相關問題的江南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田賢鵬所說，“判斷輔導員是否達到‘非升即走’標準的依據是該政策能否順利實施的關鍵”。

他解釋說，高校教師與輔導員的工作評判標準有很大不同，前者標準相對明確且更容易操作，主要依據教師的科研成果和教學成果，盡管在具體的實施上存在一些爭議，但還是相對規范的。“相比之下，輔導員的評價標準則要模糊得多。”

以趙晶為例，剛剛過去的7月，尚在暑假中的她幾乎沒有休息，而是帶領學生進行了長時間的暑期社會實踐，幾天前才剛剛返校。即便是正常的學期中，她周一到周五也經常要到晚上八九點才下班。“周末主要參加一些學生活動，還要組織學生開會或參加大型活動的籌備工作……當然，這些還屬于比較正常的情況，如果有突發事件就另說了。”

“問題是，這些工作怎么體現在對我們的工作評價中？”她問道。

根據國內咨詢機構麥可思在一篇文章中的介紹，目前國內高校對輔導員考核評價的具體內容各有不同，但在一些大方向上有某些一致性。

比如，安徽某大學輔導員的考核主要包括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和價值引領、黨團和班級建設、學風建設、學生日常事務管理、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工作的崗位職責等10個方面。某師范學院輔導員考核內容則包括德、能、勤、績四個方面，每個方面又分成若干細則。例如，在“勤”的方面，就包括是否經常組織政治理論學習，是否堅持深入班級、宿舍，乃至是否按時參加院校組織的會議等。

“這些條目看似翔實，但往往流于形式。”以輔導員深入宿舍的要求為例，王興說，缺乏責任感的輔導員完全可以到各宿舍樓“打卡”后便離開；而對于認真負責的輔導員來說，這項規定反而加重了他們的工作成本。“因為他們在與學生深入交流的同時，還要時刻注意留下自己完成這項工作的‘證據’。”

正是輔導員工作考核標準的模糊性，導致高校對于輔導員的考核往往流于形式，反映在具體工作中，便是對輔導員的考核缺乏辨析度，其工作成績的優劣很難在校方評價中體現出來。“說白了就是干好干壞一個樣。做得好的得不到獎勵，做得不好也難以被淘汰。”王興說。

據他回憶，在從事輔導員工作的10年間，他所在的學校僅有一名輔導員的考核沒有達標。“后來，那名輔導員主動離職了。”

也恰恰是因為這種現狀，才導致對于已經出現的“非升即走”制度探索，作為“當事方”的輔導員群體普遍“無感”。正如趙晶受訪時所言：“如果有一天，我身邊真的有同事因為這項制度而被淘汰，我才會覺得有壓力。但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我不覺得這項制度會改變什么。”

正在擴大的“非升即走”

除了可能給進一步推行輔導員“非升即走”制度帶來影響外，缺乏區分度的評價標準對當下的輔導員工作也產生了一定影響。

作為一名有著10年“教齡”的老輔導員，王興近兩年的一個突出感受是——“躺平者”在新近入職的輔導員中變得越來越常見。

“輔導員的工作是很雜的，除了負責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及一些本職工作外，還要承擔大量行政和學生管理方面的非本職工作。”他說，以往面對這些工作時，年輕輔導員的干勁大，熱情也很高。但近幾年，新輔導員群體的工作熱情卻在降低。“他們往往只做自己‘分內’的事，很少體現出奉獻和責任擔當，甚至在下班后都聯系不到人……”

這種感覺并非王興獨有，劉江也表達過類似的感受。

也許正是出于對輔導員愈加“躺平”的擔憂，在記者采訪過程中，幾乎所有受訪輔導員對“非升即走”均持比較歡迎的態度。有輔導員直言：“作為和學生最貼近、最親近的人，輔導員如果不合格，對學生的危害非常大。‘非升即走’可以幫我們把好這一關，對學生應該是有利的。”

值得注意的是，除輔導員外，近年來某些國內高校已經開始在其他行政崗上探索“非升即走”制度。比如云南民族大學2023年以預聘制公開招聘27名工作人員，崗位涉及組織部、學生工作處、教務處等12個部門；華中科技大學也在其《2023年度公開招聘輔導員、職員啟事》中明確表示，職員按照預聘制引進……合同期滿達到考核要求者，聘為事業編制人員。

然而，要解決某些輔導員或行政人員的“躺平”問題，一定要借助“非升即走”嗎？對此，操太圣直言：“如果不解決‘標準’問題，此類‘非升即走’很容易停留在形式上，難以觸及輔導員以及行政人員管理的實質。”

事實上，即便是在歐美等“非升即走”制度的發源地，這項制度也僅針對于高校教師群體。據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郭英劍介紹，國外高校并無“輔導員”這一職位，但存在專門從事學生管理工作的人員，這些人員被統稱為職員（staff），且全部為聘任制。“他們的招聘程序相對簡單，且流動性強，如果工作做得不好便可能被辭退，學校也很容易找到替代者。”

“當然，高校不會隨意開除一名職員，因為若有任何違反常規和法規的操作，學校就可能被告上法庭。這對學校來說顯然‘不劃算’。”郭英劍說。

對此，田賢鵬表示，無論中外高校，對于教輔人員和行政人員考核的關鍵，均在于通過一定的標準制定激發相關人員的工作動力，至于以什么樣的形式進行考核，只是方式方法問題。

“目前的情況有些類似于破‘五唯’之初大家所遇到的情形。”他說，那就是舊標準已經被廢除，但新標準尚未確立。此時，人們總是會有一些迷茫，至于這些迷茫何時消除，就要看新標準何時真正確立。

采訪中，《中國科學報》問趙晶，如果她所在的學校針對輔導員實行“非升即走”，她認為比較合理的考核標準是什么？

趙晶思考許久：“之前學校曾經針對我們能否認清所有學生的名字進行過考核，我覺得這個考核挺合理的。畢竟，如果輔導員連學生的名字都不能全部認清，有點兒說不過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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